胡适书店·报亦有报

导读：继运动品牌李宁遭遇成长烦恼、盈利停滞不前，服装品牌美特斯邦威也曝出库存危局。据报道美特斯邦威的净资产约为32亿元，而仓库里那些过季衣服已占其净资产的近一半。针对这一情况，老板周成建不得不进行反思。相比模式及战略的问题，他更倾向于认为是管理层的执行出了问题。在最近的高层管理会议上，周愤怒地批评下属的作风是“三蛋一不”，即混蛋、王八蛋和瞎扯淡，以及不作为。

中国服装品牌为什么学不了Zara？美特斯邦威高库存危局的背后原因解读

Zara创造的快速时尚模式，是中国服装公司在过去几年最热衷学习的方向。但Zara在中国最忠诚学生，却未能拿到好成绩。

1月30日，在美特斯邦威的年会上，红色的背景板上写着“新春酒会”四个喜庆的大字。包括董事长周成建在内的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管轮流上台发言，每个人都在为“消化库存”进行批评、检讨以及为接下来如何解决而表决心。

任何一家Zara模仿者都会被告知，在快速供应链下保持低库存是这一模式盈利的基础。但美特斯邦威犯下了致命错误，库存率不仅没降低，还比以前“慢”运营的时代增加了数倍。截至到2011年9月30日的第三季度的报表显示，美特斯邦威的库存为29亿元，在2009年这个数字只有9亿元。申银万国证券发布的最新报告说，美特斯邦威2011年底存货已降至25亿元规模，其中估计2012年春夏新款约为2.5亿元，2011年秋冬款为7亿元，2011年春夏款为8至9亿元，2010年秋冬款为5至6亿，其余为更早款—在这些库存中，2012年春夏新款以及2011年秋冬款为正常运营库存，其余的超过15亿元的货物皆为过季商品—在服装行业里，这些衣服在仓库里每滞留一天都意味着贬值。美特斯邦威的净资产约为32亿元，而仓库里那些过季衣服已占其净资产的近一半。

中国服装公司钟情于Zara模式的现实处境是，它们通常都弱于品牌和设计，长于生产和本土渠道的开发。此前这些中国公司冀望于通过提升品牌和设计来赚取更高利润的努力大多并未成功，当他们得知比拼供应链也是一种途径自然兴趣颇浓。

美特斯邦威曾被视为中国最接近Zara的公司。与大多以工厂起家的服装品牌不同，周成建依靠生产外包创立了“虚拟经营”模式，这让他在向Zara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摆脱掉自有工厂的桎梏。为了了解Zara的运作模式，周成建还专门把一些订单交给Zara在中国的代工厂，并自己到这些工厂详细了解整个运营过程。在2008年，美特斯邦威推出的新品牌ME&CITY更是从内到外复制了Zara的门店。周成建很为这一新品牌供应链的运营速度而得意，在公司内部称尽管距离Zara还有差距，但必然是中国速度最快的公司。

但现在周成建不得不进行反思了。相比模式及战略的问题，他更倾向于认为是管理层的执行出了问题。在最近的高层管理会议上，周愤怒地批评下属的作风是“三蛋一不”，即混蛋、王八蛋和瞎扯淡，以及不作为。

这样的反思目前还仅限于内部。当环球企业家记者在2月中旬拨通周成建的手机之后，他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相关问题。

加盟商之死

在面临货品卖不掉困境的同时，周成建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些加盟商不打算继续卖美特斯邦威了。一位美特斯邦威的加盟商说，在2008年以前，这份生意使她过着比同龄人都要体面的日子；但是最近3年来，她几乎就没有看到盈利现金进入自己的账户。

10年前，美特斯邦威主要依靠加盟商开加盟店来实现销售渠道扩张，但是当大量加盟商到总部讨价还价谈货品折扣的时候，周成建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加盟商绑架，因此不惜以高出加盟店5倍的代价开自营店，加强对销售渠道的控制权。美特斯邦威时至今日在一线城市已经全部收回加盟权，实现直营。

美特斯邦威和加盟商之间的裂痕是从美邦2008年上市后开始出现的。一直以虚拟经营为商业模式亮点的美特斯邦威，在上市后和大部分的加盟商签订了为期三年的经营合同，要求加盟商每年要有25%的增长。这种强制性条款引起很多加盟商的反弹，但是美特斯邦威的回应非常强势，“不签的话你们就不要做了。”而取消特许经营权就意味着加盟商过去的投入将付之东流。

周成建也并非不体谅同美邦合作多年的加盟商的苦处，在2009年时，他曾经在一个季度取消了加盟商的订货指标，而几乎所有的加盟商都趁着这个机会少订了很多的货品。自然，美邦当季度的业绩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在此之后，美邦又重新恢复了对于加盟商订货指标的强势态度，而且变得更为强势。

美特斯邦威与加盟商之间的关系开始更强调加盟商的订货必须达到标准，而非如何共同促进销售。美邦的每一季订货会大致分南北两区，每个区花费3天时间，总共六天时间完成。第一天早上会讲一下流行趋势，以及数据分析。在新款走秀之后就会让加盟商去各个订货厅自己订货。早些年也会有一些培训内容，比如新型面料的介绍等。但是被加盟商认为价值不大而被取消。

这种缺乏沟通的方式使得加盟商在订货款的时候缺乏合理的判断。2011年秋季女装，美特斯尝试在款式上进行了较大的突破，但是却不被加盟商所接受。最终女装的订货情况非常糟糕，而市场却反馈这一季的女装销售得不 错。

而同时，美邦在自建直营店之后，直营店以及加盟店之间开始产生了资源偏向。在加盟商的库存问题变得日趋严峻的时候，去年美邦给予了加盟商优惠的补贴，加盟商在指定的十几天的日子里可以对货品进行八折销售，而美邦将给予8%的金额补贴，而这意味着加盟商自己还要付出12%的利润亏损。

“八折的折扣现在根本没有用，而且就在离我门店半小时车程的直营店里打的是5至6折的活动，你说谁会来我这里买。”美特斯邦威的加盟商告诉《环球企业 家》。

加盟商无力自己承担更多的打折以对抗直营店大规模的促销活动。美特斯邦威的加盟商以五七折的折率从美邦进货，加上运费以及道具的费用成本大概在销售额的60%。一个商铺的租金要占到成本的15%，若是商场柜台的话这个数字要提高到18%。加上7至8%的人员成本，当加盟商自负盈亏打85折的时候，已经毫无利润空间了。

这些加盟商开始艳羡其他品牌了。比如同为休闲品牌的森马由于96%的门店都是加盟店，因此对加盟商更为重视，能够给予更大的优惠条件。森马给予加盟商的进货价为售价的53%，如果是一个亿的进货量的话，美邦和森马的加盟商的订货金额将相差400万。同时在加盟商完成一定的订货量之后还会给予返点的激励，而8%的业绩补贴更是会频繁得给予加盟商。

美特斯邦威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对加盟商的态度，其销售团队分为直营店和加盟店两部分，直营店的销售会考核业绩和单门店盈利，但是负责加盟商的销售却只顾业绩指标，并不会过问加盟商的经营状况。这导致已经多年没有人在加盟商终端零售门店指点他们如何陈列货品和道具等细节。

这意味着，在周成建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如何将供应链速度提快的同时，销售的速度却被忽视了。

品牌升级之困

美特斯邦威在对Zara供应链模仿的同时，却并未能成功模仿品牌。Zara、H&M、优衣库等快时尚品牌在潮流人群中依然具有影响力，而美特斯邦威及旗下品牌至今未能与时尚产生关联—对服装公司来说，这意味着无法摆脱低端形象。从某种意义来说，此前请郭富城、周杰伦作为代言获得市场快速成长的策略，如今已成品牌升级的拖累。

去年年底，重庆解放碑新华国际美特斯邦威旗舰店华丽登场，这个花费4000万元打造的门店共4层楼面，经营面积近4000平方米，软硬件全面升级，抛弃了原有较低端休闲品牌风格，瞄准都市时尚人群，引进了MooMoo童装、Tagline等美邦升级品牌，成为国内定位最高端、店面最豪华的美特斯邦威旗舰店，并且林志玲作为代言人出席了这场活动。

然而对于这个新系列的推广，美邦内部也分为不同的意见。一派是偏重以林志玲为代言人一炮打响，而另一派更希望将Tagline更加精细化的操作，终端自成具有特色的专卖店，销售额缓慢成长但形成良好品牌。最终，还是以请一线明星代言迅速带动销售的方案获得了周成建的批准，支持这一方案的管理层大多也是当年请郭富城、周杰伦作为代言的执行者，他们最熟悉的也是这样的打法。“有些人之前做了那么多年，做了那么多事，然后你说老品牌不行要提升，那些人是不是会坚决要反弹？他们一定会反弹到底。”美邦一位参与此项目的人员告诉《环球企业家》。

尽管周成建在不断地求变和进步，但是在美邦的公司中大部分的人都倚重着美邦品牌的成功，并试图以此将其复制到新的一个品牌中。当年，美邦“不走寻常路”的口号，以及周杰伦的代言使得此品牌迅速串红，无论是订单量还是销售量都开始飞速增长。在创立ME&CITY之后，美邦采取了极其雷同的营销手段，请来了美剧《越狱》的男主角文特沃斯•厄尔•米勒。引起了媒体和消费者的纷纷瞩目。

但是由于从品牌创意念头的诞生到最终上市，时间上不到1年，而一般来说服装品牌的酝酿期是这个时间的三倍，才能保证从产品定位到渠道推广的完备计划。喧闹过后，产品本身的问题却逐渐显露。

一开始，ME&CITY的定位是美邦品牌中的一款都市系列，而原本的美邦品牌在公司内部被划为校园系列。早期MC产品的Logo下方还带有美特斯邦威的Logo，同时其销售渠道和美特斯邦威采用的是同一渠道，在美特斯邦威的门店中的一角可以找到ME&CITY的产品，然而，却由于定价过高，消费者很难接受这个新品牌。

“服装品牌从低往上做是非常困难的。Prada成功之后会推出定位稍低的品牌MiuMiu，但是却不会再推出一个比自己定位更高的品牌。”一位业内人士称，“美邦也应该把品牌慢慢平移，然后把学生装用另一个品牌做，那么大家都能接受美邦有个新品牌是学生装。”

周成建也曾在媒体上很坦诚地承认自己在ME&CITY发展上做出的错误决策。预期过高以及大店模式的失败，但使得ME&CITY定下 2009年销售20亿元目标，最后却只卖出3.5亿元。到了2010年，周成建将美特斯邦威和Me &City分为两大事业部，为ME&CITY独立建立了一支从设计师到渠道推广的团队。2011年，由于ME&CITY需要自负盈亏，ME&CITY不得不取消了重金邀请大牌代言的广告推广，更多地在服装细节和产品结构上进行优化，并且在渠道上把原本多为亏损的大店关闭，改为面积较小的门店的形式。这种策略改善了ME&CITY的业绩，但是据内部人士透露，2011年ME&CITY的业绩仍然亏损。

通常一个新的品牌的培养期为3年，3年期限一到，周成建却也坐不住了。据内部人士透露，美特斯邦威又计划将ME&CITY和美特斯邦威两个事业部合并。“这对于ME&CITY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相对于美邦的销量太小不会被重视。”而这次合并，却又必将带来各种人事上的“震动”。

品牌升级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在于，是否能够更加精细化的进行品牌运营。并非周成建不想在此方面有更高的提升，但是过去的成功却给团队带来了重重地阻碍。美特斯邦威也在做不断的尝试。美邦和奥美时尚合作需求突破，但做了几个项目之后都有创意都没有用。美特斯邦威的工作人员对奥美时尚提出的方案很赞赏，但是执行的时候都没有用，因为这个创意违背了之前他们的执行的惯性。“他们觉得这样都能做到100亿，为什么要听一个没有做到100亿的人的建议呢？”内部员工认为这样的想法在公司里是主流。

而另一方面，美邦公司内部的氛围也同样阻碍了整体提升的可能性。目前，在美邦内部唯一带有总监职位的外籍人士是“祺”品牌的法国设计总监，他带领一个小小的团队进行设计创意，但是却不属于管理层。目前的管理层内基本都是美特斯邦威的元老员工。

十字路口

尽管美邦内部有止步不前的嫌疑，然而电子商务的尝试，多品牌战略的探索，美邦的种种动作都显示，周成建是一个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并且愿意非常坦诚地反思自己犯下的错误。“求变”的背后，是周成建极度渴望成功的映射。

“周成建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如果美特斯邦威的竞争力没有太多提升的话，那一定会被挤到二三线市场。”一位接近周成建的美邦员工说，“他很着急，着急品牌有没有提升，管理体系有没有提升。继续下去美特斯邦威在一线城市会被跨国公司边缘化，就像他当初打倒佐丹奴，以后也会有人打倒他。”

周成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称美特斯邦威做决策的时候多采用“民主集中制”。“一个领导者，可以对很多东西不懂，但必须能辨别谁对，谁错，必须能从三五个观点中，决定以哪个为主，或者从中把它抽离出来，变成一个观点，指导大家怎么做。这是领导者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否则事情不可能做好。”但这一点，也造成了当周成建要做出过于激进的战略的时候，内部很难出现反对声 音。

周成建为了追求最好的效果特别舍得花钱。在2010年年初，美特斯邦威南京东路旗舰店重新装修，而到了5月，优衣库在南京东路地铁口开出了一家旗舰店。公司派人去优衣库的门店看了之后，马上又将美特斯邦威刚装修一新的门店又进行再次装修。

美特斯邦威一位管理人员曾经提出方案，把库存率控制到5%以下，但是周成建却希望公司能够储备更多的货品以支持销量的增长。当被此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老周差点拿起杯子砸他。”美邦的内部员工说。此人不久之后离开了公司，在他走了之后，美邦的库存率马上增长到了40%。但周成建并未吸取教训，在旗下电子商务网站邦购成立之初，公司新创了一个AMPM的品牌作专供网上销售，当时渠道还没有布局好，这个新品牌就生产了3亿的货品。

周成建也有一些听起来不错的想法，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却走了样。邦购的剥离显示出美邦内部的结构问题。当时邦购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事业部，货供给他，产生了独立的营业额，但是是属于邦购的，和原本的体系是没有关联的。而商品管理如果把货分给加盟店和直营店的话，那可以计入自己的KPI，所以会出现缺货的问题以导致销售无法正常进行的问题。

一位美特斯邦威的离职高管认为，周成建一些大手笔但错误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了基本的商业考量，相比能赚多少钱或赔多少钱，他更在意这个项目是否足够风光，能赢得面子。

但是周成建的专制又是的他下面的人为了暂时满足他提出的要求而使出各种办法。“你会发现老周今天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什么话，过了一周之后就会有人拿着一堆报告来跟他汇报，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好在，周成建的求变意识或许能帮助美邦度过此场危机。去年，为了解决美邦的高库存问题，除了在线上线下进行打折消化之外，美邦从下半年也将新产品的订单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减少，因此去年，美邦的库存量没有再出现一下子大规模提升的状况。

“周成建的学习速度很快，每周和他聊一次的时候，都会发现他有新的进步。”一位接近周成建的人士说，“他每周都会对于自己做出的决定有新的质疑和思考。这是一个管理者对于公司的节奏的把握，关键要看他怎么去掌握这个节奏。”

炉灶藏满污垢

浊水洗鸡

肉、碗同盆

地板淘米

记者卧底“大塘烧鹅”连锁国雄店，厨房油污遍地卫生状况堪忧

油脂并不新鲜，没煎多久，“啪啪”地煎出油来，散发着阵阵恶臭。厨师将蒸饭盘上的米摊平，取来之前炸好的鸡油，均匀涂在米面上。他说，这样蒸出来的饭才香。

■统筹：新快报记者 陈海生

■采写：新快报记者 阮剑华 王吕斌 陈海生 实习生 朱烁然

“食品安全”老生常谈，随着“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临近，“吃得放心”再次成为市民议论焦点。近日，新快报接到本土品牌烧腊连锁店“大塘烧鹅”一分店前员工爆料称，位于广州越秀区执信南路的大塘烧鹅国雄店，存在使用客人食后剩料回锅再卖、员工在食品操作间小便及销售变质食物等“黑幕”。

新快报记者和羊城晚报记者联合到国雄店卧底调查，发现该店厨房的卫生状况堪忧。目前，越秀区食品药品卫生监督管理局、工商部门等已立案调查。而大塘烧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获悉国雄店涉嫌违规情况后，总部已派人调查，一经查实将按照加盟合同规定处罚。

前雇员爆料

“剩菜回锅再煮，烧鸭当烧鹅卖”

近日，一名自称曾是大塘烧鹅国雄店的员工阿坚(化名)爆料称，他在该店打工的两个多月里，看到很多自己“难以忍受的黑幕”。

今年30多岁的江西人阿坚，在餐饮行业打工已有十多年。去年10月份，阿坚应聘进入国雄店做蒸菜工。进店时，老板并未要他提供健康证，他只出示了身份证，便轻松获得这份月薪1800元的工作。

阿坚介绍，老板要求他们把客人吃剩的菜回炉翻煮，再拿出给下一批客人食用，而他自己也做过多回。阿坚还说，该店二楼阁楼操作间内的卫生状况令人担忧。“洗碗水不常换，装着熟食的鸡、鸭、鹅盆子随便放在地上，很容易被脏水溅到。”而且店内没有厕所，男

员工们贪图方便，常常就在操作间内解决小便。

阿坚说，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老板还要求他们把烧鸭当烧鹅来卖。“每天店里进货，较便宜的烧鸭有9至10只，较贵的烧鹅只有一两只，这样每份可以多赚3到5块钱。”

除此之外，店里卖的点心，如果有客人吃剩或者卖剩的，老板会吩咐员工分类收集，然后统一上蒸笼再次出售。如果遇到客人要打包外卖，就将“回锅点心”放在最下面，上面则放着新鲜的，“客人回家后才发现问题也只好自认倒霉了”。

据阿坚称，点心和烧腊等熟食是由厂家直接供货，而店内经常销售的白切鸡、豉油鸡和手撕鸡则是老板进回来的冷冻鸡，在店内自行加工。“那些鸡经常都会在胸肉上出现黑斑，看了都怕。”阿坚说，遇到这样有可能变质的食材，老板会叫员工先把鸡放到一桶桶的某种液体里浸泡，然后再用色素涂一遍，“这样黑斑就没有了，而且鸡也变得很光鲜”。

“店里的菜，老板从来都不会吃的。”阿坚说，每天老板都会另外买菜回来，由师傅煮员工餐。如果师傅无暇做员工餐，那么老板会斩一些烧腊给大家吃，“至于鸡类几乎未吃过”。

记者卧底

2月10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位于执信南路、农林街社区服务中心正对的“大塘烧鹅·国雄店”应聘。该店门口贴了两处告示，显示长期招工。当日下午4时，记者“上班”，开始暗访。接下来几天里，记者发现报料人所称的“客人吃剩粥、汤返煮再卖，变质点心专供外卖，以烧鸭充当烧鹅”等问题未有发生，但店内的卫生状况着实“脏乱差”，厨房弥漫着肉类腥臭以外的尿骚味。

应聘

不签合同无需健康证

国雄店经营早午晚三餐，以蒸品、烧味为主。店左侧约100米是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右侧约100米是执信南路小学，人流量较大，生意火爆。

记者自称曾在大排档上过班，很快得到老板娘的认可，当即被带上阁楼厨房参观。整个应聘过程未有任何合同、协议，也没有要求出具健康证，只表示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口头约定每月工资1800元，另有200元左右的绩效提成。每个月放两天假，每天两班，上午8时30分至下午2时，下午4时至晚上8时。店内除老板夫妇一家四人外，还有一名厨师，两名服务员，其中仅厨师一人身穿白色制服。

环境

厨房弥漫腥臭尿骚味

店内二楼隔了一间约9平方米的厨房，其余地方用来堆放货物及办公。大米、肉类、成包的蒸品半成品杂乱堆放在木地板上。办公桌上摆着一台电脑，显示器不断播着楼下的监控视频。厨房内尽管两台抽风机轰鸣，但仍弥漫着一股夹杂着腥臭、油污、尿骚的奇怪气味。瓷砖地板一直是湿漉、油腻的，进入工作间需穿胶鞋以防滑倒。

厨房内摆着一个单头煤气炉，炉面黄黑的污垢结块龟裂，锅里白粥滚烫，刚用来搅动的铁勺直接搁在污垢上。另一侧的两台大冰柜，柜面肉片、刀具、蔬菜随意丢放。拉肠粉时，老板便用油腻的手，从塑料袋里抓出一把肉，拿起刀在冰柜面直接切，然后丢进蒸板。菜心则直接用刀剖开两片，不洗就煮。整个食店均无厕所。

做饭

米筛随意放地渗脏水

由于生意火爆，店里每天需要大量米饭，一日要蒸三袋大米。蒸饭前，老板不知从哪里取来一个装满鸡油脂的袋子，一股脑倒进煎锅。油脂并不新鲜，没煎多久，“啪啪”地煎出油来，散发着阵阵恶臭。老板随后点燃一支烟，继续忙其他事。十多分钟后，油脂全部变黑，煎锅装满了鸡油，怪香味又扑鼻而来。

洗水盆放满水，上面摆上淘米筛，将米倒进去翻几下，就算洗好。沥干水，厨师弓着腰将筛抬出洗水盆，转身抬到约两米高的蒸饭机前，“砰”一下放在地面上，再用油腻的塑料勺舀到不锈钢蒸饭盘上。记者弯身舀米时便能闻到浓烈的尿骚味，洗米筛会渗水，地上积起的脏水自然渗进米里。

将蒸饭盘上的米摊平，厨师取来之前炸好的鸡油，均匀涂在米面上。他说，这样蒸出来的饭才香。三袋大米，用的是同一盆水，而这盆水还要洗肉、鸡、碗碟、锅等等。

洗菜

肉菜碗碟同一盆水洗

每日傍晚，厨房便开始着手准备次日的早午市。“明天要做14只鸡。”厨师以当日售卖、存货量作出估计。老板从冰柜搬来一箱箱冰冻生鸡，在洗水盆放满水浸泡解冻。隔了一晚，鸡解冻完毕，记者被唤去清洗。这些鸡是批发来的冰冻鸡，已经被挖去内脏，但肺、油脂尚在。从乌黑的油脂、发暗的肺可见这些鸡已死去多时。在洗鸡时，老板不断将楼下顾客用完的碗碟一摞摞拿上来，放进洗水盆说，“盘子不够快洗洗，要用。”于是记者便一边洗碗碟，一边洗鸡。没多久，洗水盆里，鸡油、鸡肺、菜叶、米饭、肠粉等已经浮得满满。油污太多，洗出来的碗碟还是很油腻，老板催着说，“用清水随便冲一下就行了。”

整个上午，包括洗肉、鸡、碗碟、锅盆等，洗水盆一共只换了三次水。

切肉

脏砧板未洗切熟猪肚

记者的另一项工作是切猪肚。十多个猪肚在锅里翻滚了近一个小时，整锅水变成浓稠的暗黄色。将猪肚夹到洗水盆浸泡，温度尚未降下来，水便染白了。裂成好几块的塑料砧板上沾满了黑色污垢，但老板并未示意清洗，指着说“直接在上面切就行了”。老板更不忙教路，切猪肚有讲究，“要斜着切，这样会显得大一点”。约半个小时，猪肚切完，整盆水飘满了油膏，粘附在不锈钢盆壁上。将猪肚捞出沥干，便装在塑料袋里备用，需要时送至一楼，准备做给顾客吃。

大塘烧鹅总部：加盟店私进食材属违规

若查实存违规情况，最重罚没保证金并取消加盟资格

■统筹：新快报记者 陈海生

■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吕斌 阮剑华 陈海生 实习生 朱烁然

昨日下午，针对记者暗访反映的卫生情况，大塘烧鹅总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对于直营和加盟门店都有严格的管理、配送制度，在获悉加盟的国雄店涉嫌违规情况后，总部已派人实地调查，一经查实将按照加盟合同规定进行处罚。相关部门也已对该店进行立案调查。已派人进店调查

据大塘烧鹅总部办公室工作人员罗经理介绍，事发的国雄店确为该企业加盟店，目前“大塘烧鹅”在广州共有60余家门店，其中20多家为直营店，加盟店30多家。直营店由总部直接控制，监管相对较好，而加盟店则由各自负责人掌握，总部只对食物分量和售价进行指导性规定，因此弹性较大。

罗经理说，大塘烧鹅所有门店销售的烧腊均由总部加工厂供应，其中直营店由总部进行配送，加盟店则需到加工厂自提。对于配送过程，公司有一套严格的流程规定。“烧好的烧鸭烧鹅，都要求用专门的不锈钢箱子和挂钩装运，不然会影响出品。”罗经理称，此次记者暗访发现的国雄店老板私进冷冻鸡等食材、招聘不查验健康证等情况，已经违反了加盟合同规定。

“对加盟店的违规处理分为四个步骤——口头警告、书面警告、罚款和取销挂牌权。”罗经理说，目前公司已派人前往国雄店检查，一经查实违规情况，将按照合同规定进行处罚。

定期巡查存漏洞

罗经理还表示，公司总部设有3名监管专员，每日负责对门店的店容店貌、卫生、证照、产品摆放及出售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如出现以次充好、食物回炉或从其他渠道进货等违规行为，则将视情况处理，最严重的取消加盟资格并没收2万元保证金。

不过，罗经理坦言，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不足。首先是人员问题，全城60多家门店由3个人进行巡视，平均每家门店需要一至两周才轮到一次检查。“不排除部分门店抓住巡查规律后，在私下搞小动作。”罗经理说，此外，由于巡视人员固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人情分”，从而造成评判不够客观。

罗经理表示，公司总部正考虑将定期巡查改为不定期、随机巡查，或引进专业调研公司进行评估。同时，公司还将加大对门店违规情况的处罚力度。

加盟店老板否认违规：“多少会出错，有错一定改”

大塘烧鹅国雄店老板黄某介绍，该店于去年5月份开业，当时他加盟了“大塘烧鹅”和“健康送”两个品牌，店内所售烧腊及点心等食品均由这两家工厂每天配送，而配餐所用米饭和青菜则由店里自行准备。

黄某坚称，店内每天所进的食材基本能在当天卖出，偶有剩余也会冷藏在冰箱或退回给供货商。“最多就是忙的时候会乱一点，但之后我都会让员工清洗干净。”至于店内是否有员工将厨房与厕所混用、出售回锅食物、私进食材等情况时，黄某则矢口否认。

当记者表示拍摄了相关证据后，黄某突然转口称：“店里面多少都会出错，有错我们一定改。”但仍不承认存在上述问题。

食监工商检查发现票据违规

新快报讯 前日下午5时许，接到记者提供的线索后，越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分局和街道等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展开联合行动，到涉事的大塘烧鹅国雄店进行检查。

检查时，国雄店的一名员工正在闭门清理二楼操作间，老板黄某几经叫门才打开。执法人员未发现明显卫生及食品安全问题，但角落处仍有不少污物，橱柜、冰箱等炊具上仍有斑斑点点的污渍。“我们进来前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清楚，卫生工作一定要做好。”执法人员对老板黄某说。

执法人员表示，国雄店进货票据存在不全违规情况。目前，联合执法人员已对该店进行立案调查，具体调查结果将于近期公布。

占星心理学:

NO.1 

【你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 

适用人群：这句话对有一种人是管用的，那就是一天到晚只会嫌别人做的不好，似乎全天下都欠了他从来不反思自己是不是有问题的人。特别是那种试图让全世界都按照他们的方式运转的人。 
只可惜，越是这种人，喊“改变自己”喊得越响，他们是在要求别人改变来适应他们的固执。 
奴性潜台词：改变有很多种，但是一大部分喜欢用这句话给别人洗脑的人，强调的总是让人变得柔顺的那一面。遇到了矛盾，要求你先理解体谅，先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是“只能”这样做，他们会反复地强调你“只能”这样做，甚至把某些不该你承担的责任，推到你的头上。 
破解：凭什么不能改变别人，就要改变自己？需要改变的是对付别人的方式，而不是自己的原则。改变有很多种，比如有人天天抽你，你改变不了这个人，但是你可以选择1.抽他2.离他远点，他要是继续缠着不放，抽他3.调整心态继续忍耐。 
如果抽的够狠，未必不能改变别人。 

 

NO.2 
【社会就是这样，你又不能改变社会，只能适应】 

适用人群： 
只埋怨社会不公平，世界不公平，没有好机遇而自己完全不努力的人。把自己的loser全部归于社会的不公平，全部归于“没赶上好时候”，成天怀念所谓的“从前人们多么多么有道德”。 

奴性潜台词： 
这句话听得最多的是在上学的时候——“现在中国就是应试教育，你又当不了教育部长，不能改变，你就只能适应”，毕业了，他们会用这句话来扼杀梦想，“你想的多好多好，但现实是这样，你只能适应”。 

用这句话洗脑的用意在于——我们可以承认有些事情是不合理的，但是你们能怎么样，你们没有力量挑战社会大趋势的权威，就不要指责社会大趋势的不合理了，社会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所以这句话经常被用来堵嘴，凡是对某些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对社会弊端有自己的批评，往往会遭到这句话的堵嘴攻击。 

破解：先不讨论人能不能改变社会，这没啥可论的，就先承认如我等草民是没有能力移山填海，这句话仍然浑身破绽。 
社会就是“这样”，就是哪样呢？你只能适应？适应哪种趋势呢？洗脑者口中的社会现实是否就是真正的社会现状？ 
例如最常见的“公务员至上”的择业观，即使是目前这确实是一种趋势，但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再比如现在的婚恋观，在某些人那里变成了完全的物质交换。这些所谓的趋势，并非不可改变的洪流，它们看似气势汹汹，其实其中包含很多被放大的焦虑。如这类现象，你或无法改变，也不必非要“适应”。 
再退一步，适应，是否就等于随波逐流？无奈的事，不合理的事有很多，就像郭嘉的教育，我们不是教育部长，是不是就应该对不合理之处避之不谈？甚至认为那就是合理的？或者是不是把自己弄成一个只会学习的书呆子，这才叫适应？ 
即使不能改变社会，我们总有保持清醒的权利，在这个神奇的年代，茫茫然随大流，怎么死的可能都不知道。 

NO.3 
【不要抱怨，抱怨又解决不了问题】 

适用人群： 

极端消极，除了抱怨什么都不做的一少部分人。为了抱怨而抱怨的人。 

奴性潜台词： 

与这句话类似的还有“有抱怨的时间不如去做blabla……”“有抱怨的时间你早就巴拉巴拉……”“有本事不要在这里抱怨，去巴拉巴拉……”。 
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抱怨和抱怨是不一样的，“抱怨”对每个人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被他们称作“抱怨”的情绪，细分起来能够分成很多种，他们会把对某些事物的攻击，求责、不满、批评全部划分进“抱怨”的行列，然后一棍子打死，这样能够化解很多指责和批评，当你批评的时候，说你是抱怨，一下子就可以把责任推到你的心态上。 
同时，“解决问题”的说法，完全忽视世上有“心理问题”，只集中于“现实问题”，忽视人是有情感有悲喜的，完全把人看做一种木偶般的存在。 

破解： 

抱怨其实是一种不太受周围人欢迎的行为，特别是不能感同身受的人，他们会本能地逃避负面情绪，并且阻止他人愤怒情绪的表达。 
对于统治者来说，被统治者的抱怨，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代表内心有怨气，有怨气就可能会有反抗。 
甚至很多本意是善良的人，他们会简单认为，满脸笑容满口乐观语言的人，就一定是比正在抱怨的人快乐，从而站出来阻止抱怨，鼓励乐观。 

事实上，抱怨的积极意义比想象中大得多，通过适当的抱怨发泄情绪，直面真实，明确责任，其意义有时甚至大于所谓“解决问题”。 

至于对付某些圣母，我会直接告诉他——我这可不是在抱怨，我是在骂你。

 


NO.4 
【少抱怨，多感恩】

适应人群：天天在喊这些话的人，最需要这句话。 

奴性潜台词： 

又是一句生生被毁了的曾经有道理的话，毁掉这句话的，就是最推崇它的那一批人。 

它越来越变成了强势对弱势的一种要求，这使它成为这十句话的奴性之首。 

对领导，少抱怨多感恩。对社会，少抱怨多感恩。对国家，少抱怨多感恩。对老师，少抱怨多感恩。对父母，少抱怨多感恩。 

上对下的要求，强对弱的要求。对别人提这样的要求，自己就可以少一点承担责任，少一点付出。 

然后，弱势和弱势之间竟然也在互相说着——“咱们要少抱怨多感恩呀，这样才能活得快乐呀”。 
甚至，把该怨的事说成恩，让你去感恩戴德，天朝这样的事还少吗？ 

破解：就事论事 
怨恨该怨恨的，感激该感激的。 
锻炼自己区别这二者的能力 
子曰过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NO.5

【比起谁谁谁，你已经很幸福了】 
适用人群：无，我从不认为幸福不幸福是比出来的 
奴性潜台词： 

他们总会找到比你更惨的人。来证明你“其实已经很幸福了”。 
目的是让你知足，知足，就不会提更多的要求，知足，就不会有太多的对他们的指责。 
甚至，通过找一个比你过的惨的人，让你感觉产生误差，以为他们给你吃的苦还都是甜的。这是那些洗脑者的逻辑。 
有比你惨的人，你就觉得自己幸福了，某种程度上不是一种好的心态。 
你嚼着窝头，回头一看还有吃不上饭的，你就觉得窝头啃着挺香，你不去想想怎么能让自己吃上白面？ 
你买不起鞋，回头一看还有人没有脚，你就满足了？你不去努力挣钱给自己买鞋？ 
这几年，劝人要知足的越来越多，鼓励人有追求的却越来越少。 

破解：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幸福还是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不能因为世上断腿的人多，就不允许崴了脚的人哼哼。谢绝比较谁更惨，谢绝“你这样已经算是很幸福”。人幸福不幸福的标准是自己的，不是比较出来的。 
尤其是不要在我郁闷的时候，再跑过来和我说你当年多惨多惨你现在这个算什么。 
对他人的伤痛表示轻视，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再有人这样对你 
抽他丫的 

 

【NO.6.凡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适用人群：建议那些总是以此要求别人的人试试。 
奴性潜规则： 
用“凡事”取代就事论事，以偏概全，用一个“多”“少”的界定，直接混淆了黑白。要求你凡事对内归因，就像是这十句话的共同特点那样，是对对方错误的有意迁就和回避。矛盾的起因，该谁的就是谁的，如果要“多”找自己的，“少”找别人的，方式就只能是把别人的错误压在自己头上。 
这一点在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中体现的尤其明显，很多父母尤其喜欢把矛盾的责任全部推给孩子，把自己情绪的起因全部推给孩子。 
一个人畏惧强权，不敢把原因归于真正的责任人，而是归结到自己身上，善良且可悲。 
破解： 
凡事向内归因，对心理产生的压力是巨大的，承担太多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过错。如果形成了对内归因的习惯，外界的伤害会有翻倍加在你身上的后果。 
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但“原因”该谁的就是谁的，我们没有“多”找自己原因的义务。 

 

【NO.7.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过的快乐一点？】 

适用人群：……………………我也不知道对哪些人才适用这一句……（这句话我听得太多了，不走大脑地就说，自己不爽的时候却从来用不上，最极品的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发帖抱怨极品上司对她的欺压，下面回帖竟然说反正快乐不快乐都是一天，还是开心地过吧。我靠，你哪怕什么都不说呢，也比来这么一句好） 

奴性潜台词： 
这是极端麻木的一句话，很多人只是机械地重复它，自己却做不到，足以说明这是句脑残废话。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多数时候，快乐还是不快乐，是有原因的。闲着没事一直傻乐的，闲着没事一直不快乐的，少。 


说这话的人，把人活着的每一天，描述成驴拉磨一样的僵化，“快乐也是拉一天磨，不快乐也是拉一天磨，为什么不快乐地拉磨呢”他们宣扬乐观，可他们本身对待生活的态度，却不是积极的，既然不能去死，那就混一天算一天。 
回避不快乐的根源，这不是乐观，是麻木。 把这话变一下，就可以看出它的荒谬性 
“生病也是一天，不生病也是一天，你干嘛非生病呢？” 

用这话洗脑的人，正是强化你对人生的无能为力感，同时宣扬快乐至上，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一句快乐最重要，统统抹杀。 

破解： 
有病别傻乐了，吃药去吧 

 

 

【NO.8.父母都是为了你好，只是方式不对】 

适用人群：如果有人不分情况地对你说这个，揍他，然后把这句话送给他。 

奴性潜台词： 

只要目的是“为了你好”，任何方式你都要接受，甚至还要感恩。 
但是，“为了你好”这件事是不能证明的，因为打着为了你好的旗号做出的伤害，全部会用“方式不对”来掩饰。 
这是流氓逻辑。 

用这句话可以隔绝一切讲道理的可能性 

所有的父母都是为了你好——所以你的父母肯定是为了你好 
父母在所有事上都是为了你好——所以在这件事上父母是为了你好 
因为是为了你好——所以你要接受 

推论完成，结果是你要无条件接受父母的一切。 

破解： 
一个人，强调自己的父母是对自己好的，强调自己爱自己的父母，完全没有问题，值得支持。但他没有资格判断别人的父母是不是这样的。 
更没有资格在一件他不了解的事情上，断言谁对谁错。 
因为有部分父母，在很多事上是在“为孩子好”，就以此断言所有的父母都是如此，是很脑残的。 

即使是属于“真的好”的一部分，此言也不可取。 
父母所追求的，是他们所认为的好，不一定是孩子认为的好。 
方式不对，也应该为这份不对负责。 
方式不对，子女也有权反抗。 

以上都是废话，最想说的是——圣母退散。 

 

【NO.9.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 

这一句在逻辑上脆弱不堪的话，却是十句话中的大BOSS。 

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所有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 

要推翻这条假设，仅需要一个反证即可。事实上，反证绝对不仅一个，只是多数圣母，对这些反证会选择无视。 

或者干脆在“爱”的定义上做文章，把伤害说成是爱，是表达方式错了的爱。 

所谓“表达”，需要有“内在”，没有“里”何来“表”，内心无爱，如何能表达出爱？ 

甚至当有的父母自己说出不爱自己的孩子时，圣母们也会选择性无视。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支持这个观点，不仅仅是因为长期的洗脑，也因为这是一个能够给人以好处的前提。 


推理1：所有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 
我是你的父母 
我必然爱你 

然后可以在“爱”的旗号下为所欲为。 


推理2：所有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 
我是他们的孩子 
他们必然爱我 
然后可以暂时忽视伤害，取得内心平衡。 

破解： 
还是那句话，你父母爱不爱你，你爱不爱父母，你自己感觉是就可以是。 
但是你没有资格判断另外两个人之间有没有那种爱。 

人心是复杂的，父母也分很多种。 

圣母退散。

 

 

【NO.10.再过几年你就不这样想了】 

奴性潜台词：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是——再过几年你就会像我们这样想。 

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想法改变会很正常。但是，没有人能够断言自己将来会怎么想。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对事物的看法是唯一的，世上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想”，没有“这样想”的人，仅仅是因为时间还不到。 
用这句话给你洗脑，是在告诉你，你早晚会像我们一样思考的，还不如现在就听我们的，以此打击你对自己判断的信心。 

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判断完全失去信心，认为自己的未来必然会按他们的思维方式进行，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世界上又成功地多了一个复制品，然后这个复制品会继续去劝说别人。 


破解： 
（是不是有点恶毒？） 
再过几年人还会死呢

因不会网购火车票，电话订票不成功，4次到售票窗口都被告知“无票可售”，无奈下写信给铁道部诉苦的黄庆红连日来成为媒体和网民关注的对象。

新华社杭州1月6日电（记者周竟、张和平）“后天就可以回家了。”握着好心人送来的飞机票，黄庆红的心情激动又不安。

因不会网购火车票，电话订票不成功，4次到售票窗口都被告知“无票可售”，无奈下写信给铁道部诉苦的黄庆红连日来成为媒体和网民关注的对象。

“我写信的初衷并不是想要利用这个得到一张回家的票，只是希望铁路部门能够关注抢票大战中的‘弱势群体’”。黄庆红说，他没想到这封信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突然置身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感觉让他无所适从。

自这封1000多字的诉苦信传播开来后，很多热心人打电话给黄庆红，表示要帮他买票。1月5日，一位好心人率先帮他买到了一张8号从温州飞往重庆的机票。

“我能回家当然很高兴，只是我身边还有很多工友没有买到回家的票，他们都眼红我，谁来帮忙呢？”黄庆红说，部分工友已经花高价买了汽车票，有人甚至还买了没有安全保证的“黑车”票，这让获得免费机票的他很有些不安。

同时，黄庆红对以后的回家之路也仍有担忧。“今年我意外地获得了帮忙，但是明年、后年呢？”

今年37岁的黄庆红，来自重庆彭水县，在温州城郊一家机电公司打工，主要负责开车送货，已经干了10多年。由于回家难、回家贵，黄庆红和妻子一般都是两年才回一次家。

“我和老婆每月的工资都是2000多元，要养家里的女儿和老人，根本存不下什么钱。”黄庆红说，由于付不起温州的借读费，他去年把要上小学的女儿送回了老家，心里很愧疚，总希望能多有时间回家看看。

黄庆红说，几年回一次家的情况在周围工友们的身上很普遍，大家对春节特别期待。“有一个工友，孩子刚两个月大就出来打工了，两年没回去，都不知道孩子长什么样了，而且孩子都不肯叫爸爸，我们听了都心酸。”

为回家，黄庆红也曾考虑过汽车票，但560元一张的票价终究没舍得买。在黄庆红看来，190元一张的硬座票是最经济的选择，虽然要在路上颠簸30多个小时很辛苦，但能省下钱是实实在在的。

黄庆红甚至怀念以前到火车站彻夜排队买票的场面。“以前我们都是半夜抱着被子去火车站等的，今年车站却空空的。”在信中他写到：“铁道部的初忠（衷）是希望不要人挤人排队在窗口，所以搞了这个东西。现在，窗口的队伍确实短了，但对我们来说，原来通宵排队，还总有一点希望存在，现在，什么都没了。”

这封信将数亿民工在“春运买票难”这个老问题面前又遇到的新问题呈现了出来。

“有人说，我们民工也要与时俱进去学网购火车票，可是买电脑、安宽带，眼下对我们来说根本力所不及。”“我们厂经常上网的老板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都没能买到一张票，连电脑键盘都不太碰的我们能怎么办？”黄庆红说。

其实，黄庆红并不反对铁路部门的网络、电话售票，只是希望不要忽略了他们这个群体。

“我知道回家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不能要求对我们特别照顾，但是总应该给我们一个公平买票的机会吧。”黄庆红说。（完）

1976年9月9日，杰出的中国领袖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于今日零时十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他身患重病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的死给世界留下的问题是：谁来接任他的职务。由于没有指定继承人，这也不是他哪个下属就能胜任的，毕竟他在8亿中国人民心目中是最最令人敬爱的和最最受人崇敬的。

译者： nikkiw 2011年12月27日 16:57 原作者： 路透社

  在租住的宿舍房里，韩培印给儿子韩胜利生活费

韩培印（右一）和工友们在路边等活儿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
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陕西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
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
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

    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
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老韩接过那张皱巴巴的钞票，马上掏出自己那个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把账目记下来。

    “借点还点，还点借点。”他一边写一边说，“等还钱的时候，我再把它们划掉。”

    在本子发黄的纸页上，那些被划掉的账目，就显眼地穿插在他关于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可他依旧是充满乐观的。坐在大通铺的床上，他对着李军虎的摄影机笑呵呵地说，希望儿子在大学里能好好学习。

    “要学个一技之长，做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来。”他的脸上带着止不住的自豪神气，“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韩培印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韩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子俩坐在那张大通铺的床沿上。韩培印从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掏出了从家里背来的苹果，说是“你妈非要给带的”，又问问儿子有没有考过英语四级，有没有学好专业课。

    另一些时候，他会拿出自己的小本子，翻开自己写下的内容，给儿子念几句励志的话：“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胜利我儿，你每天都有二三十元的付出。”念到这里，韩培印停下来，扭头看看儿子，“你想你这交学费一年4000多、住宿费800，加上书本费，一年下来就是……”

    停了几秒钟，因为算不清楚，韩培印又扭过话头，继续说道：“头一年你交了7000多元，第二年连生活费下来，八九千，将近一万元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一算，平均一天二三十块钱的付出……”

    在他的身旁，韩胜利一直坐在床头，安静认真地听着，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
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
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们没看见”。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
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父亲的乐观情绪也许感染了他，也许，也让他多了些压力。韩培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繁复缠绕的句子，有时，也会念给儿子听：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父亲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
考上大学的。如果你学习再好，父亲没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
我的骄傲。”

    这位骄傲的父亲用各种方式传递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编一幅对联，有时候强调“自己勤劳是靠山”，有时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辉道”。在2006年年中的时候，他甚至兴冲冲地把来年的对联都拟好了。

    “在家创业业成就，出门求财财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着，“大家看有什么意见？这个切合实际不？”

    在大通铺的另一侧，工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没有人扭头。韩培印依然乐呵呵地坐着，自顾自地说道：“横批我想写……‘感谢上帝’。”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胜利的关系，这个商店也有了些令韩培印骄傲的感觉。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李军虎说，西安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同时找工作，对于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内陆城市，就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况，胜利似乎并没有做好找工作的准备。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当他皱着眉头走出招聘会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李军虎忍不住了：“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有几家公司招通信专业的。”韩胜利说。

    “可我看你一直没说话啊？”李军虎觉得自己简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韩胜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说话，性格内向了一点。”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
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
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PS 附南方都市报《读书有什么用》（作者南桥）

《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上有篇文章“读书改变了什么” ，描述了李军虎纪录片《父亲》中一位民工遇到的尴尬—— 他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收入反不如他。 文章最后记载了一段对话：“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我看读书是没用的。” 他叹了口气说。在《中国青年报》此文出来之前，熟练工人比大学生抢手的局面就早已出现，这个话题值得探讨。

在美国很多蓝领工人没有上过大学，但由于工会的势力，他们能拿比大学毕业生更高的工资，这一点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另外，2011年，美国学生上学积累下来的平均学生贷款为25000美元，毕业后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美国人这几年也在讨论上大学有没有用这个话题，尤其是上精英式名校值不值得的问题。哈佛、耶鲁等名校的学费非常昂贵，相对而言，普通州立大学就便宜得多，社区大学就更便宜，如属后者，则在学费上不会成为大问题，所以美国的讨论，通常是围绕着上精英学校值不值的这个问题。

近日，《高等教育记事报》上就登出了一位耶鲁毕业生帕米拉·哈格的文章《上精英学校值不值？》。 跟我们“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物质化追求有所不同，此文作者强调“在校体验”、“校友网络”、和名校的“稀缺感觉”。你跟一帮同学周末跑去远足，你在学校遇到的特立独行的学生，你遇到的才华横溢的老师，都是你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知道，四年也是不短的时间，是很多男生最血气方刚才华横溢的四年，是很多女生最青春亮丽的四年，不能只应追求拿到文凭这个“目的地”，它本身也是人生旅程的一段经历。校友网络，能在你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被“超级链接”到不同的圈子。“稀缺体验”，是指上了这些学校，让我们能输得起放得下，她说有时候把她“耶鲁博士”的牌子亮出来，还是非常管用，也是在失败的时候，给自己的一大安慰。 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候自己的精力、才华不如往日，在自我怀疑的时候，这个过去的经历能让她“安全着地”，自己的自尊不会因为挫败而垮掉。确实，上大学四年虽然时间漫长、代价很大，但是有时候反倒是一捷径，因为你不需要一辈子去用各种各样别的方法设法证明自己，这样的证明往往更为费力费时费事，且未必管用。

这一切价值，都是各取所需的，也看你是否有能力去利用。作者承认，若论校友圈子带来的“人脉”给自己带来的益处，还不如好好经营一个网络账户。她说一个上本地普通学校的女友，在网络上呼风唤雨，能耐超过她这个名校“精英”。能否用起这高校的“网络”，关键还看一个人的个性和爱好。这一点国内也是一样，你上了北大哈佛，如果只为追求扩大社交圈，那你还不如试着去做芙蓉姐。

我们也不需要非得要上名校，才能得到这些无形价值。帕米拉·哈格的这篇关于精英教育的文章写得很纠结。她所写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枴杖”，真正的牛人是不需要这些枴杖的。比尔·盖茨和斯蒂夫·乔布斯都从大学辍学，Paypal的发明人之一甚至拿出10万美元奖学金，鼓励有为青年从大学退学去创业。不过，如果你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这种牛人，还是老老实实上大学吧。或许你上了大学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不是牛人，你自以为是没有用，你甚至都没资格去贬低大学。马克·冯内古特在回忆录《伊甸快车》中的话说：从大学毕业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大学贬得一钱不值，而不会有人说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上大学有没有用，要看人。上大学最大的作用，甚至都不是名校生追求的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而是我们借助此间的学习，借助思维的激荡，让人生的空间拓展开来，我们的人生永久性地改变。有朋友建议将《读书有用吗？》一文和拙著《知识不是力量》放在一起看。我在书中要表达的想法是：读书不光是学习知识，成为一个背着书袋跑的蠢驴。大学的学习，应该让我们从单纯“知识”学习的层面上拓展开来，同时去学习如何利用知识，去“分析”、“综合”、“应用”、“评估”。读书应该让我们更聪明，让我们洞察世事，让我们不人云亦云，不轻易被人忽悠。读书应让我们成为持续的学习者。如果你能做到这些，读书就是有用的。 大学也应该是一个让我们追求人生不同趣味的地方。英文学校一词school来自希腊文，本意是“空暇”、“休闲”，“学校”是雅典商人送自己子弟去探索人生，培育人生好奇心的一个地方。

这个社会变化迅速，非有一身长期学习的本事，非有独立思考的习惯，非有独自和解的能耐，未来你就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庸众之一员，你未必抵得过一个未受什么教育的人。如果你跑去千辛万苦去读书，到头来只装了一肚子书本知识，到了现实中倒不出来，也用不起来，遇到新的领域新的局面，你也没有相关的思维技能、学习习惯和情感驾驭能力，让你去应对人生摆到你面前的挑战和机会，那恕我直言，你这样去读书，是没有用的。

李清的店面被查处后，小商贸城内随处可见的打假标语。 （网友“李根”供图）

标价2180元的假羊毛衫，在这个小商贸城内的实际售价在80-150元之间。（网友“李根”供图）

■记者 龚化

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鄂尔多斯”、“恒源祥”牌羊毛衫，湖南省桂阳县农民李清被内蒙古鄂尔多斯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此事被传上网后，天价罚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争议。

桂阳农民售卖假货被跨省抓捕

此案经网友“李根”在其微博上率先披露。2010年8月，湖南省桂阳县农民李清在亲友帮助下开始做服装生意，他在郴州市富民市场租赁了一个店铺经营羊毛衫。“李根”称，当年12月15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公安局经侦支队派人来店铺将李清等人抓走，并扣押店内全部服装和销售用电脑，理由是“涉嫌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罪”。李清后来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鄂尔多斯中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

判决结果出来后，天价罚金引发争议。据李清的姐夫肖军所言，李清从去年8月开始，凑了一笔钱租用商铺做羊毛衫生意。其间通过进货渠道，李清在浙江省桐乡市的小作坊订了一批羊毛衫，获利只在万多块钱左右。

不服判决，售假男子已上诉

根据肖军的说法，目前在当地市场上销售的这批贴有“鄂尔多斯”、“恒源祥”等商标的假冒羊毛衫很多，在浙江桐乡进货有一套完整流程。李清只去过一次，羊毛衫在黄芦英、黄秋英等人的小作坊生产，然后由缝制商标的人从周金柱处买到商标缝制，最终走物流运往郴州火车站，李清负责给这些人打款。

4个月后，鄂尔多斯警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对李清等人进行了抓捕。经过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公、检、法的审判，李清因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在宣判后第二天提起上诉。李清要求上诉，现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

罚金据吊牌核算，没卖的也算

2151万元的天价罚金到底是如何折算出来的？

据鄂尔多斯中院的判决书显示：警方在李清店内扣押吊牌价每件为2180元的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共计4351件；吊牌价每件为1680元的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17403件；吊牌价每件为968元的假冒“恒源祥”羊毛衫4433件。三项相加共计26187件，吊牌标价共计43013364元。4300余万元的吊牌标价，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数额”。最终，按照这个“非法经营数额”，李清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

但据李清在淘宝网的买卖记录显示，他销售的鄂尔多斯羊毛衫的价格分别为100元、120元和150元。通过网络和实体店面，这批衣服共卖出去400多件，平均售价140多元，法院最终认定的吊牌价是这批服装实际售价的十多倍。

按假冒商标罪处罚，案件定性引争议

对于侵权商品的价格核算问题，李清的辩护人、内蒙古新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福奎曾向鄂尔多斯中院提交李清的销售光盘以作辩护，光盘记载了李清销售鄂尔多斯羊毛衫的价格分别为100元、120元和150元，网上平均销售价格为147.54元。但鄂尔多斯中院最终没有采纳王福奎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侵权商品的实际销售金额无法查清，因此适用“吊牌标价”。

天价罚金还受到了案件定性的影响。法院认定李清所犯的是假冒商标罪，因此从李清店铺内查获的，未经销售的假冒服装也被划入核算之列。但王福奎则认为，“所有的制假程序在桐乡就已完成”，李清只是销售，因此不应按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而应按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罪定罪。这样一来，那些未经销售的假冒服装则算“犯罪未遂”，不应罚得如此重。

王福奎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4个月来，李清只卖出400多件，销售额总共才6万余元，获利1万元左右，被罚2151万元并不合适。

连线

家属：罚金高得离谱，几代都难赔完

16日下午，记者与李清的妻子李红英取得了联系。案发后，她与丈夫一同被关押进位于鄂尔多斯的看守所。缴纳了4.5万元取保候审金后，才回到郴州。对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出的“天价罚金”，李红英提出抗议。

“我承认我们做的是假冒服装，但这并非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不像食品，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李红英给出自己的理由。她称夫妻两人从售假中获利不过一万元，却要承受天文数字的罚金，判决有失公允。

李红英表示她没有能力支付这笔罚金，也不会支付。“罚金高得太离谱了，按这个数字我家几代也赔不完。”她告诉记者。

律师说法

“天价罚金”有损法院公信力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陈平凡律师认为，“天价罚金”不仅使本案的罚金造成“空判”，更让公众不禁质疑，如此巨额的罚金，是否按照法律规定上缴国库。

罚金的最大作用在于对犯罪分子的剥夺、威慑和改造，李清系一农民，法院在作出天价罚金前，也许并未充分调查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仅依据“吊牌价”进行判决。如此让人啼笑皆非的判决结果，难以发挥罚金的真正作用。

陈平凡律师指出，内蒙古鄂尔多斯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抓捕等行动如此迅速，法院配合也很默契，容易让公众对是否存在利益的驱使产生怀疑。按照法律规定，罚金应该上缴国库，如果“天价罚金”得不到执行，不仅给国家造成一定的损失，更难以维护法律的权威。

声音

“天价罚金”

是“选择性执法”惹的祸

事实上，与河南农民“天价过路费案”相类似，李清所遇上的不过是一种选择性执法，是法律不够完善与严谨情况下的，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而正是这种对垄断企业、强势集团、权力与对老百姓等普通违法主体刻意采取区别对待、有违执法公正的执法行为，让我们异常悲怆与纠结：保障社会公平与公正底线的法律，何时能够“一碗水端平”？

“天价罚金”的意义在哪里？

这些假冒名牌的造假流程已非常完整，而李清只不过是一个环节上的小角色，如果不对整个造假环节进行打击，而只拿其中某一个倒霉蛋开刀，这样的天价判决不仅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没有实际意义，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也不能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因此，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尊重案情的实际情况进行重新调查和审理，给予犯罪嫌疑人应有的合理的量刑才是，天价罚款，只是看上去很美，但却不能起到好的社会效果。

谁叫你侵权商品

姓的是“鄂尔多斯”

从根治假冒伪劣商品，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上看，“天价罚金”几乎是灭顶之灾的打击力度，可望让假冒伪劣商品销声匿迹。然而，这次鄂尔多斯法院对售假商贩的“痛下杀手”，看上去并不像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毫不留情，更像是内蒙古鄂尔多斯中级法院对假冒“鄂尔多斯”牌羊毛衫的深恶痛绝。而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有劳鄂尔多斯警方到郴州跨省抓捕，更显得这起“犯假冒注册商标”案的被侵权对象姓“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出重拳保护“鄂尔多斯”，发威的鄂尔多斯中级人民法院，就有点像“鄂尔多斯”羊毛衫企业的自家保安了。

黑客们对于智能手机安全性的理解远比普通手机用户要深刻的多。赛门铁克报告曾深入分析了安卓和iOS系统中存在的固有问题，并重点强调：

“如今手机设备的操作系统大环境是杂乱的无安全性的，大部分手机在连接企业网络时并没有受到企业网络的安全控制，很多手机与缺乏监管的第三方云服务进行数据同步，有些人则将手机与安全性未知的公用电脑相连，然后又与企业网络相连。”

不要看到企业这两个字就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实际上手机安全问题是每个手机用户都在面对的问题。

支柱

首先引用Nachenberg 在报告中的一段话：

“开发团队在这两款手机操作系统的最新版本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安全问题，并试图将安全性融入操作系统，从而减少来自外部的安全攻击。”

接下来 Nachenberg测试了安卓和iOS在以下几方面的安全防范情况：

· 传统访问控制: 传统的访问控制技术包括密码以及屏幕保护锁。

· 基于许可的访问控制: 基于许可的访问控制是为每个程序添加访问控制能力。

· 程序起源: 每一个程序都会拥有一个邮戳，表示该程序的作者，通过数字签名方式来防止程序被非法修改。

· 加密: 对便携设备上的数据进行加密隐藏。

· 隔离: 隔离技术用于限制应用程序访问特定敏感数据或系统的能力。

操作系统的表现

TechRepublic 专栏作家 Francis首先会对安卓和iOS操作系统针对每个支柱的表现给出评论，然后作者根据Nachenberg的报告进行总结。

支柱一：传统访问控制

Francis: 在传统访问控制方面，根据我的经验，iPhone或安卓系统都有很好的表现。

不过，如果触摸屏上的指纹印记太清晰，可能会有助于黑客破解手机密码。在我看来，大部分手机程序开发人员没有为程序添加通过操作系统加锁解锁屏幕实现程序锁定的功能。

在安卓系统上，我使用过一款由Carrot App 开发的软件 App Protector Pro 。这个软件可以让我为每个程序添加额外的密码保护，如Gmail, Exchange, 以及Facebook。有了这个程序，如果我的手机丢失，并且对方破解了锁屏密码，那么我还能有额外的一些时间来修改这些程序所涉及的账号密码。

根据我的记忆，好像在iPhone里没有类似的安全软件。我怀疑这是因为iOS有更具有约束力的沙箱模型。

Kassner: Nachenberg认为iOS提供的访问控制功能可以在手机丢失后起到一定的安全防范作用。在这方面Nachenberg认为iOS与Windows桌面系统的安全性类似。

报告中Nachenberg 对于安卓系统就没那么客气了。他认为虽然安卓系统也能干防止偶尔发生的攻击，但是安卓系统不支持对SD卡中的数据进行加密存放，因此如果手机被盗，通过物理方式直接读取SD卡中的数据，就使得安卓的密码防范功能毫无用处了。

支柱二：基于许可的访问控制

Francis: 根据我的经验，iOS上的许可机制很少，比安卓系统上的许可机制少很多。而唯一一个肯定存在的许可机制是当用户访问其它受保护的子系统时，iOS会提示用户需要相应的资源，并要求用户同意。

相反，在安卓系统上这样的许可机制很多。我认为理论上这样做很成功，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许可系统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这种许可理论上需要依赖于用户对于科技的了解。

目前5个黑客里有4个都在使用安卓系统的手机，安卓手机也逐渐成为了主流智能手机，但是一般用户并不清楚针对某个程序，到底是应该允许其运行，还是不允许。

实际上我觉得用户也不该承担这种判断责任。就好像我去牙科诊所补牙，我可不希望医生在进行必要的操作时，还征求我的意见该使用哪个仪器。毕竟我是付费享受服务的，我依赖于诊室的资源和牙医的经验技术。

Kassner: 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说iOS平台中的许可系统问题。Nachenberg在报告中阐述了这个问题：

“iOS系统中有四类系统资源是必须经过用户许可确认后，程序才可以访问这些资源的。而其它系统资源，要么是明确的允许用户使用软件访问，要么就是明确的禁止用户访问，这是iOS内置的隔离策略。而出现以下情况时，程序可能会向用户提出确认请求：

· 手机的全球定位系统需要方位本地数据时

· 接收到来自互联网的通知警告信息

· 向外拨打电话时

· 向外发送短信或电子邮件信息时

如果有任何程序试图使用以上四类功能，那么用户首先会看到一个许可提示，当用户许可后，该程序才可以实施该功能。如果用户允许了GPS系统或通知警告系统的功能，程序会被永久允许使用该系统。而对于向外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和电邮的功能，则需要用户每次点击确认。”

而安卓平台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案。它是基于“全部或没有”的概念，我引用Nachenberg在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解释这个概念：

“每个安卓程序内部都集成了一个许可列表，记载了能够让该程序正常工作所需的系统功能。这个列表会采用普通手机用户能够看的懂的方式，在软件安装过程中提示用户，而用户会根据这个软件的安全风险来决定是否要继续安装该软件。

如果用户仍然选择安装软件，那么程序将获得访问相应系统资源的权限。而如果用户放弃安装软件，程序就完全被禁止运行了。安卓系统上没有所谓的中间地带。”

支柱三：程序起源

Francis: 在安卓和iSO系统中，身份起源和判断真实性的机制是明显不同的。人们对这两种机制的优劣一直都没有结论，但目前来看，针对安卓系统的恶意软件要多于iSO。

我不认为Google的安卓系统在安全性上是失败的，但是一系列薄弱的安全点，使得安卓系统在面对安全威胁时显得更脆弱。对于黑客来说，在安卓系统上开发和散步恶意软件没有太大的阻碍，尤其是将软件归为免费或共享时，传播速度更快。

Google对于之前提交的应用程序没有审查机制。不需要开发者证明自己就是拥有该程序开发和修改权限的人。也没有集中化的开发者授权。目前有多种渠道都可以发布和传播安卓系统上的软件，而且渠道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而整个过程中存在的最大漏洞就是，黑客可以毫不费力的获取软件店里的软件，通过逆向工程还原成源代码，经过修改加入恶意代码并打包后，再将其以正常软件的名义发布出来。

虽然iPhone的应用软件也可以通过这一系列工作进行篡改，但是iPhone的编程语言并不公开，这种非公开的编程语言比Google平台的Java语言反汇编要难的多。

Kassner: 在这方面， Nachenberg的观点和 Francis 是一致的。iOS在这部分做的比安卓系统强。

支柱四：加密

Francis: 我曾经参与过一个跨平台的手机软件项目，该项目有明确的隐私保护要求，并且在最后还会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工程师团队对源代码进行审核。

在这个项目初期我就发现，iSO的用户设置数据默认状况下会被加密存储在某个位置，而安卓系统则是将用户设置数据直接放在相应的程序所在位置。

这并不表示安卓系统上的敏感数据都没有被加密，或者安卓系统使用的加密技术不如iphone。这只是说明安卓系统会把更多的加密工作留给应用程序自己，而不是通过操作系统来实现。这么做有好处也有不足。

如果你是安卓平台上的软件开发者，那么你的软件数据安全性可能不如iSO上的软件。但是如果你自己为自己的软件设定了特殊的加密方式，那么你的软件数据安全性可能会高于iSO系统，因为黑客不得不破解程序的加密算法。

但是作为手机用户，你并不知道所下载的软件是否带有加密机制。而如果软件没有加密机制，那么由于大多数用户的应用程序都安装在SD卡上，而SD卡又是很容易被取出(比如插入电脑传输数据)，因而其安全性无法得到保证。

Kassner: 在加密方面Francis 的观点与Nachenberg一致。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我对这两个平台的看法。

首先，iOS使用了加密机制，但是这是有局限的。很多程序在后台运行(就算用户没有登录)需要访问存储数据。为了正常运行， iOS需要在本地复制一份非加密的密钥。这意味着对于越狱的手机，黑客不需要用户密码就可以访问存储数据。

正如Francis所说，所有版本的安卓，除了3.0版以外，都不支持加密数据。这意味着通过越狱技术或者任何取得管理级访问权限的用户都可以浏览手机中的任何数据。

支柱五：隔离

Francis: 我个人认为，不论是苹果还是Google的隔离沙箱模型都是安全可靠的。二者相比，安卓系统的隔离机制稍微有些复杂，但也更具有灵活性。与iOS系统相比，安卓能够真正应对多任务工作模式。

作为手机程序开发人员，我能看到这种机制带来的优势。这使得我们在程序开发过程中就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并且一直贯穿整个开发过程，而桌面系统软件的开发，可以在最后环节再考虑安全性问题。

Kassner: Nachenberg和Francis 的观点又是一致的。隔离机制可以让不同的程序分开工作，不会由于某个程序被黑客利用而影响到其它正在运行的程序。

两者的弱点

对于 iOS和安卓平台的安全性能，我有深刻的印象。但是不得不说二者都还存在“弱点”。不论你是否相信，反正我是信了。

Nachenberg 曾跟我提到， iOS 目前只发现了几个严重的漏洞，其中大部分都是与越狱技术有关。不过还没听说恶意软件入侵事件。

安卓系统同样只有很少几个严重的漏洞。但是Nachenberg表示其中一个漏洞可以让第三方程序获得手机的控制权。而且这个漏洞已经被很多黑客知晓了，其中一个恶意软件名为Android.Rootcager。

Android.Rootcager是一个让Google难堪的恶意软件。Nachenberg解释说：

“更有趣也更具争议的是，Google针对该恶意软件推出的修复工具也是利用相同的系统漏洞来绕过安卓的隔离系统，删除对设备造成威胁的恶意软件部分。”

总结

可以这样总结：两个重量级选手，两种不同的安全防护哲学，本文的任务就是阐述这两种安全防护机制的差异。

原文：After the Foshan Tragedy: China’s Good Samaritan
Debate
作者：Stanley Lubman
发表日期：2011年12月9日
译者：阿黑
译者志愿者校对

为什么中国的路人一次次无视事故遇害者？

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事故遇害者反倒要求施予救助的人赔偿损失？

一条法令能够改变这种行为吗？

一些中国人开始争论是否应在中国这个变化中的社会提倡“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精神，他们需要直面这些问题。

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第一次出现是在《新约全书》中，一个犯罪的受害者躺在路边奄奄一息，之前路过的宗教官员都对他视而不见，但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最后救了他。从那以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被用来指无私的、有时带有英雄色彩的救助他人的人，被救者或者是事故的受害者，或者是罪行的受害者。

上周，对中国未能为“好心的撒玛利亚人” 提供法律保护的争论再度升温，广州一家法律援助团队宣布他们将接手吴俊东的案子，吴俊东是浙江省的一名年轻人， 他发现一对老夫妻从电动自行车上摔下来，随后将他们送往医院，但后来却被当地法院判决支付7万元人民币作为对这对夫妇的赔偿（详细情况请点击这里）。虽然警方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吴俊东存在过失，但法院显然接受了这对夫妇的家属的说法——如果吴俊东没有过失，那么他就不会将这对夫妇送往医院，因为像他们所说，“好人是不存在的”。

然而， 更具争议性的是10月份发生在南方城市佛山的一起严重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这起事件的过程被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一个2岁的孩子在17分钟内被两辆小货车相继碾过，整个过程中有18个路人从旁走过或骑车经过，却没有一个人施予救助。这个名叫王悦的孩子最后被一个回收废品的人救起，但几天后因伤势过重死亡，这起事件引起了全国性的针对中国当前社会状况的道德讨论。

11月份深圳市政府起草了《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旨在保护施助者免对受助者所受伤害负法律责任，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如果此类保护救助者的法令得以施行，这能够改变中国路人们的行为吗？

一份来自北京的调查报告显示，87% 的受访者认为人们不对摔倒的老人施予援助是因为他们不想招惹麻烦。

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什么？有些人提出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其中因素之一。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Dorothy
Solinger在10月份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说：“中国人最为在乎的是个人人际关系中的相互交往，而发生在陌生人身上的事情并不重要。”

不愿介入帮助的一个更确切的原因是，路人担心受助者会向他们索取伤害赔偿。最著名的此类案件发生在2007年的南京，一个叫彭宇的年轻人护送一个摔伤了腿的老年妇女去医院救治，随后却被她起诉。正如发生在吴俊东身上的一样，彭宇被判决分摊老人40%的医疗费用，法院的解释为，“根据常识”，他如果不存在过失就不会把她送到医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家阎云翔在2009年为《人类社会学》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评论中国时常发生的受助者敲诈施助者事件，他将此类事件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来考察。他提醒读者“急剧变化的社会”经历着“根本性巨变”。阎云翔强调，中国正面临一个从共产主义社会的阴冷向“消费享乐主义”的转变。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同陌生人打交道，而他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有可能导致极端的反社会行为。

阎云翔在文末评论了中国在培养超越人们个人关系网络之外的普遍信任上面临的挑战，这种个人关系网络历来是重要人际关系的基石。同时，阎云翔引用的研究结果表明传统价值具有连续性，他发现当受助者向施助者进行敲诈时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应。他也觉察到传统价值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阎云翔在文中指出，那些施予援助的中国人完完全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

类似的事件和相关争论并非只发生在中国， 在西方对此已经历了数百年的探讨和辩论。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相关的复杂法律和道德问题，在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是诉讼和立法的主题，不同的法律体系针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

一些欧洲民法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已经有法律创设了要求人们对需要急救的人施予援助的义务。与此相对照，普通法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原则上没有规定人们有义务救助他人，但美国的一些州制定的法规为人们创设了类似的义务，在其他很多州，涉及犯罪受害者时，要求应用此类义务。甚至在普通法国家，如果存在某种“特殊关系”，法庭也会“发现”这种义务，这些“特殊关系”包括父母-孩子、雇主-雇员等等不一而足。（普通法的相关规则在Melvin A. Eisenberg的《合同法中的救助义务》[The Duty to Rescue in Contract Law]一书中有简明论述。）

虽然普通法系国家一直对要不要规定人们有救人义务存在疑虑， 但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台法令保护施助者，对施助者由于疏忽所造成的伤害免于承担民事责任。当然在一般情况下，此类法律不保护存在“重大疏忽”或“鲁莽”的救助者。

在中国，对于要不要立法强制路人去救助他人有不同的看法。《南华早报》在报道深圳市起草《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时指出，佛山惨剧的发生“引起了关于政府应不应该立法以确立人们有法律责任去救助他人的激烈争论”。文章引用了一位支持确立这种义务的律师的话：“冷漠已经对社会造成威胁。”

正如阎云翔教授的结论所言，显然“ 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急速的巨变，但它却没有一个明晰的方向。”法律能够提供一些方向，但若法律不健全，则会产生一个迷惑紊乱的新社会秩序。深圳市起草《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表明，即便没有规定公民有救人的义务，实行一项保护施助者免受敲诈的法律在当今中国也能服务于有益的社会目标。

（Stanley Lubman是资深中国法律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律学院特聘讲师，著有《笼中之鸟：毛之后的中国法律改革》（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红、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 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 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 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 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中国人来了，涌入世界各处富庶之地与不毛之地。

中国人来了，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更让他显得像个盖世英雄的是满怀钞票。

中国人被许多非洲国家视为救世主，因为带去了贸易、投资、工作和技术。而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作者则把中美关系形容成一场婚姻：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谁也离不开谁。

外交是利益场，中国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钱买来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际”在今年却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斥资36亿美元在缅甸修建的大坝，被缅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计划斥资约880万美元买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岛土地，也被冰岛拒绝。

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不再遮掩和谨慎，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透了”。

国内媒体当然反弹式的回击，认为印证了他们“美帝亡我心不死”的一贯判断。《环球时报》发社论领导范儿永远那么正：《警惕境外影响，但别被它扰乱》。中国又不高兴了，沉浸在境外反动势力论的中国不曾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异类？

如果说内政上的傲慢毫无道理，那么外交上的软弱简直莫名其妙。俄罗斯用推土机驱赶从事耕作的中国农民，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遇难，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节节败退，政府的反应永远只有一个：严正抗议。

如何以大国心态，去适应大国体型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导致中国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却永远神情倨傲，姿势扭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2e28w.html